湖南省人民政府参事、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近代思想研究中心理事长 郑大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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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现在起，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就是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是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向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发出的伟大号召，也是向世界各国作出的庄严承诺。现代化是一个世界历史性课题、世界历史性事件和世界历史性进程，既是现代社会的发展结果，又是现代社会的动力源泉，包括人类进入工业革命以来从传统经济发展方式向现代市场经济发展方式、传统社会结构和社会管理向现代社会结构和现代社会管理、传统政治文明向现代政治文明、传统精神文化向现代精神文化、传统人与自然关系向现代人与自然关系等产生重大变迁的历史过程及其变化。西方虽是现代化的先行地区，但我国在推进现代化的过程中使中国式现代化呈现出鲜明的中国特色与民族特性，开创了人类文明新形态，推动了现代化的再定义和再解释。用党的二十大报告的话说：“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既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更有基于自己国情的中国特色。”具体看来，中国式现代化坚持社会主义原则、坚守中华文明根基、吸纳现代化先进成果，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内含着深刻的理论逻辑、历史逻辑与实践逻辑。

“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体现出创造性发展的理论逻辑

中国共产党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两个结合”，不断推进两种传统在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中实现深层次的交汇、贯通与融合，将新文明的再造与现代化的客观实际紧密关联，从根本上超越了西方资产阶级形而上学抽象文明观，在扎实推进现代化的过程中开创了人类文明新形态，开辟了现代化的广阔空间。

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赓续了马克思主义现代化理论。马克思恩格斯以唯物史观为依托，考察资本主义社会产生、运行规律，洞悉现代社会发展、人类社会形态演变过程及未来发展趋势等，提出了有关现代化的一系列思想观点。马克思认为，工业化与生产社会化、社会分工为主要表现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生成了现代社会，“现代生产方式在它的最初时期即工场手工业时期，只是在现代生产方式的各种条件在中世纪内已经形成的地方，才得到了发展。”“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时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而且世界性扩张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推动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的形成，资产阶级“不断扩大产品销路的需要，驱使其奔走于全球各地”。可以说，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开启了现代化的进程，是现代化的最初动力及根源，“它（资产阶级）迫使一切民族（如果他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它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

马克思·恩格斯注意到，现代化不仅是一个技术发展、生产力发展的过程，也是一个阶级的兴起过程，资本主义的现代化发展道路内含着无法调和的矛盾，为人类社会带来了新的危害：在资本主义发展的相当长时期内，由于生产资料的私有制和雇佣劳动制度所决定，两大部类的生产都是在价值规律和剩余价值规律的作用下自发进行的，具有严重的盲目性，导致了生产的规模失衡和结构失衡，从而导致生产过剩，乃至引发经济危机。而原始积累的掠夺、奴役和血腥，以及工人的悲惨境遇也因劳动异化、社会关系异化得以产生，人的现代化与物的现代化陷入失衡的境地。因此，未来社会的理想状态必须超越资本主义现代化的道路，不仅仅止步于“物”的改进，要从物的现代化转向人的现代化。马克思恩格斯提出，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以人的全面生长需要来思考设计现代化的多维度，以人的全面生长的现代化来考虑未来社会图景，在吸收资本主义制度文明成果上超越资本主义物的现代化道路，最终挣脱对物的依赖，实现人类解放和人的全面、自由、充分发展。

马克思主义现代化思想是经过实践检验、指引中国人民走向自由解放之路的科学真理，也是人类文明新形态的科学理论依据，始终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思想先导。在革命、建设和改革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人民，以马克思主义现代化思想为指引，通过生产方式变革与社会发展能动因素的结合，在物的发展和人的发展两个维度推进民族解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现了中华民族在现代化进程中的自我超越。

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撷取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粹。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如果没有中华五千年文明，哪里有什么中国特色？如果不是中国特色，哪有我们今天这么成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以社会主义为核心要素的革命、建设、改革，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中华文明中继承、借鉴和汲取思想资源、理论精髓和政治智慧，秉承其历史思维和基本价值，根植于中华文化沃土的中国式现代化走出了一条自我发展与创新之路。在中华文明中，小康、大同构想体现了人民对和谐、安定、富足生活的美好憧憬。《诗经·大雅·民劳》的“民亦劳止，汔可小康，惠此中国，以绥四方”，寓意安定康乐，政通人和，是小康社会的理想雏形。《礼记》描写“小康”社会，“礼义以为纪，以正君臣，以笃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妇，以设制度，以立田里，以贤勇知，以功为己”，以礼义维持社会秩序，君臣、父子、兄弟、夫妻关系均和谐有序，将礼仪贯穿到国家制度、土地分封、人才奖赏之中，如有不以礼为准则的人，在位者要将其黜退、罢免，这种礼治社会就叫小康。《礼记·礼运》则描绘了大同社会的至高理想状态，即“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大同社会是天下为公的社会，货不必私藏于己，力不必出身为己，社会弱小群体均有所养，有劳动能力的人都能施展才能，天下以贤能治国，一片诚信和睦。这是一个众人都能各施所能、各得其所的社会，物质生活充实、道德境界高尚、社会公平正义，社会公序良俗健全，贤能并举，反映了中华文明对理想社会的最高向往。

历代先进中国人的发展并践行着大同世界的理想，探索出一条物质富裕与礼仪教化并重、富国养民的治理之路。中国古代政治家、社会改革家和历史学家，对社会方案的制订，首先是追求国家富强。《管子·形势解》云：“主之所以为功者，富强也。故国富兵强，则诸侯服其政，邻敌畏其威。”《商君书·壹言》亦云：“故治国者，其抟力也，以富国强兵也。”不仅是国富，而且要民安，民安是国富的基础和前提。《论语·颜渊》记载哀公问有若：“年饥，用不足，如之何？”有若回答说：“盍彻乎？”哀公说：“二，吾犹不足，如之何其彻也？”有若于是说道：“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与足？”如果民用尚且不足，又如何缴纳赋税，朝廷又何以富足？《孔子家语·贤君》记载哀公问政，孔子回复道：“政之急者，莫大乎使民富且寿也。”哀公说：“寡人欲行夫子之言，恐吾国贫矣。”孔子以“未有子富而父母贫”的比喻来说服哀公国富必先民富的道理。《管子·治国》则直言：“凡治国之道，必先富民。”为什么呢？因为只有“民富”才能易于治理，“民富则安乡重家，安乡重家则敬上畏罪，敬上畏罪则易治也”。反之，“民贫则危乡轻家，危乡轻家则敢陵上犯禁，陵上犯禁则难治也”。中国文化主张，仅仅是民富还不够，要先富而后教，追求物质富裕、国力强盛与精神富有、礼仪兴盛并重。孔子和冉有的对话阐发了这一主张，《论语》载道，“子适卫，冉有仆。子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孟子·梁惠王上》提醒上位者“民养生丧死无憾”，是王道之始，而后还要“谨庠序之教，之以孝悌之义”，使其文明知礼，只有这样达成真正的王道。《汉书·食货志》强调《诗》《书》所述，要在安民，富而教之，在讲食货的同时将教化纳入其中，教以“知室家长幼之节”“知朝廷君臣之礼”。《魏书·食货志》亦云：“既饱且富，而仁义礼节生焉，亦所谓衣食足，识荣辱也。”

中国人追求物质富裕与礼仪教化并重、富国养民的理想社会，同时在宇宙观、天下观、社会观、道德观上，涵育出天下为公、民为邦本、为政以德、革故鼎新、任人唯贤、天人合一、自强不息、厚德载物、讲信修睦、亲仁善邻的思想，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丰富的历史智慧和文化源泉，生成了中国式现代化的内在精神品质。当前，中国式现代化根本目标是实现社会的全面进步，社会的各个领域、各个方面的协调发展，与西方以资本为中心的现代化、两极分化的现代化形成鲜明的区别，从一个方面验证了中国式现代化是传统到现代社会的延续，是中华文明经由现代化的历史转换而实现创造性的自我赓续，充分展现出中国现代化发展的内生性模式。中国式现代化因从中华民族自身的文明传统中生发而出，具备独有的定力与韧性。

“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体现出接续性发展的历史逻辑

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通过革命、建设和改革，推动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在坚持独立自主原则的基础上创造和开拓出中国式现代化的道路。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的，“中国共产党建立近百年来，团结带领中国人民所进行的一切奋斗，就是为了把我国建设成为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共产党百余年的奋斗史，虽然存在着革命、建设、改革等实践主题的阶段性差异，但却在本质上存在内在逻辑的一致性与相通性，即最终探索出一条符合本国实际的现代化道路，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从历史进程来看，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推进中国式现代化需从根本上解决近代以来困扰中国社会百余年之久的民族复兴问题：首先是在政治上使人民取得主人翁地位，实现社会主义革命，从根本上激发中国社会现代化发展的动力。其次是要进行经济制度的广泛变革，确立公有制经济的主体性作用，实行社会主义改造，为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创造积累基本的物质基础。再次是要进行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生态的全面建设，从社会主要矛盾的判断中找准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新动力，从整体上为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创造适宜的社会环境。

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始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对于中国的发展、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来说，面对帝国主义的“资本入侵”和“殖民统治”，中国革命的意义不仅是在通常意义上建立一个现代意义的民族国家，更要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中国步入现代社会奠定“政治现代化的前提”。这一特定国情和特殊的任务决定了我国要实现现代化，必须“独立自主”地探索出一条现代化道路来。通过民主革命，推动当时仍处于封建生产关系的中国社会展开深彻的政治乃至社会革命，从而将中华文明从封建制和宗法制的历史桎梏中解放出来，为中国的现代化和民族复兴扫清了历史障碍，卸下了历史负担；通过民族革命，推翻了帝国主义在中国的“殖民统治”。通过社会主义革命，终结了资本主义在中国的“垄断统治”，成功建立一个有着完整主权和治权的社会主义国家政权，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从而实现了对自身文明传统的深彻改造，为中国在实现现代化基础上实现民族或文明复兴扫清了历史障碍，为大规模开展现代化建设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最初以工农阶级的解放为起点，这使得中国式现代化从一开始就始终与人民群众的前途命运联系在一起，从而拥有了最广泛的群众基础和阶级基础。

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兴于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改革开放以后，党中央更是在历史主动中自觉地提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明确提出“中国式的四个现代化”概念，通过改革开放的创造性实践，突破了社会主义的苏联模式和传统计划体制，实现了社会主义与市场体制的创造性结合，在对西方道路和苏联模式的双重超越中成功开辟了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因而也为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找到了正确的发展道路。在国内外形势十分复杂、世界社会主义出现严重曲折的严峻考验面前，党中央强调“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和基本框架，确立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和分配制度，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为发展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充满新的活力的体制保证和快速发展的物质条件。针对进入新世纪新阶段，发展过程中面临的环境资源约束等一系列新问题，党中央以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战略思想推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尤其注重现代化建设的人本维度，强调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促进社会公平正义，推进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先进性建设，中国式现代化在社会建设与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方面协调推进，进入新的发展阶段。

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盛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中国现代化建设也站在了新的历史方位，中国共产党关于现代化的认识实现了从感性认识向理性认识的飞跃，自觉掌握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建设规律，从更加整体、系统和全面的高度把握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本质内涵，通过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统筹发展和安全，不断推动中国式现代化的守正创新。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在新中国成立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长期探索和实践基础上，经过党的十八大以来在理论和实践上的创新突破，我们党成功推进和拓展了中国式现代化。”尤其是针对百年大变局以及一系列长期积累及新出现的突出矛盾和问题，党中央通过一系列战略性举措和变革性实践，经受住了来自政治、经济、意识形态、自然界等方面的风险挑战考验，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和历史性变革，厚植了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物质基础、精神基础、生活基础与制度基础。

“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体现出系统性发展的实践逻辑

中国由于主体文明核心价值观的历史延续性，由于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探索的独特性，必然会选择一条中国式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了中国式现代化本质要求的九个方面，即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高质量发展，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丰富人民精神世界，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这九个方面涉及政治保障、制度规定、发展要求、人民主体性、精神文明建设、共同富裕、人与自然关系、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等，为我们准确、深刻地把握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路径提供了根本遵循。

坚持党的领导，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根植于党的全面领导这一最本质特征和最大优势。亨廷顿在《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一书中认为，现代化多元社会如何将原生的社会势力糅合为单一的民族政治共同体十分重要，其解决主要依赖政党制。并明确指出，对于身处现代化之中的社会来说，所谓建立国家，部分地意味着创建有效的官僚机构，但更重要的话题还是建立一个能够调整新集团参与政治的有效政党体系。党始终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领导者、谋划者和推动者，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接续奋斗，领导团结中国人民在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中开创了中国式现代化的新道路。党的二十大报告再度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明确了时间表和路线图，就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两步走”战略安排进行了宏观展望。从本质属性来看，中国式现代化就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构成了中国式现代化的最根本、最基础的文化底色及政治保障。

坚持全面系统，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党的二十大报告从“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到“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新增的“全面”这一修饰语，体现了党对民族复兴历史目标的全新认知。“全面推进”意味着对民族复兴内涵的认识更加深入，即从整体性维度出发展开全面把握。以中国式现代化为中介载体的民族复兴目标是一个全面综合性概念，包含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和生态文明等多维内容于一身，这种复合式的现代化类型，意味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绝不是单纯的物质财富积累或军事实力增强的外在显性过程，而是蕴含着更加丰富、更加多元的内涵，与一般西方大国崛起或复兴的老路形成迥然差异。与中国梦三个方面国家富强、民族复兴、人民幸福相适应，现代化的要旨在于建设现代化国家、发展现代化生产、塑造现代化社会，形成与世界历史发展走向、与马克思人的全面发展走向相吻合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发展方式。为此，必须始终坚持加强党的领导和弘扬人民主体性的有机统一，始终坚持推进物质文明进步和促进精神文明发展的物的尺度与人的尺度的有机统一，必须始终坚持以统筹协调和胸怀天下的视野，自觉地协调好人与社会的关系、人与人的关系、人与自然的关系、中国与世界的关系等等，推进以包括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和生态文明在内的“五位一体”的全面性文明进步，以中国式现代化促进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促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坚持胸怀天下，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式现代化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为解决人类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资本主义在展现所谓资本“先进文明”的同时，所呈现出的是一幅幅血和泪的悲惨历史图景，即在殖民主义的差序性世界体系之下，广大后发民族国家只能以依附方式被迫卷入殖民主义现代化的潮流，在其中感受到的只能是历史主体性意识的失落与被动挨打的历史困境，即马克思所言的“使东方从属于西方”。中国现代化问题意识生成之初就具有鲜明的内在特殊性，中华民族源远流长的和合文化和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思想，使中国式现代化在学习西方现代化进步意义的同时，超越西方现代化暴力逻辑，使中国式现代化呈现出天、地、人、物、我整体和谐、动态圆融的境地。在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秉持胸怀天下的情怀，将中国式现代化置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通盘考虑，所提出的“一带一路”“人类命运共同体”等重大命题，并不包含任何政治或经济附加条件，而是寄希望通过扎实推进自身现代化建设，积极助力人类现代化事业的进步与发展。这种倡导多元文明和平共存的现代化之路，不仅扩展了人们对文明形态的认知，更向世界展现了人类文明发展的新模式与新选择，由此凸显出更加重大的世界意义。

历史实践证明，中国式现代化之路因为遵循“两个结合”的基本规律，从中国现实国情出发并适应自身发展规律，是最有活力、最可持久的内生性现代化。也正是因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扎实推进及其显著成就，从根本上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既切合中国实际，体现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也顺应时代发展潮流，体现人类社会发展规律，是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只有牢牢把握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坚持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方向，坚持全面系统推进现代化实践，才能从根本上保障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实现。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过程中，中国式现代化将不断实现内涵更新、优势巩固、形态优化，发展出更高质量、更高历史位阶的现代化形态，丰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世界历史意涵。

（作者郑大华系湖南省人民政府参事、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近代思想研究中心理事长，曹威伟系湖南农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